”

皇帝见翁同辞意打消，心中大喜。歇了一刻，又问起康有为来，翁师傅奏：“臣明日即带领康有为等，预备召见。”

师生二人，又谈了些话，翁同便退上书房。总寇连材又跪奏：“才有一件最关要的事，忘却奏知皇上了。”

皇帝问：“什么要事？”

寇连材奏：“才听说恭亲王现在染了重病，非常危险，万一他老人家，有一个山远只怕朝中那些小人，更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制服得住了。”

皇帝听了此言，更为忧郁。便倒在椅上，闷闷不乐，次日皇帝就下了一谕旨，命康有为预备召见。康有为奏对之际，又把谭嗣同保举上来，说谭嗣同是已故湖北巡抚继询之，最为督臣张之的赏识。此人之外，尚有梁启超、林旭及内阁中书杨锐，山东监察御史杨秀及其弟广仁等，均忠心于君上，可以为皇帝效犬之力。皇帝大悦，面谕康有为与他们六人去信，有不在京的，就命他赶来京，朝廷定要重用他们，共行新政。康有为谢恩下朝之后，那太后党便造了许多谣言。皇帝因恪于规例，不便越礼从事，又由翁同设法疏通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先查询康有为一回，以免太后党人再说闲话。后来康有为呈递封奏。由工尚书代奏上来。皇帝大为赞赏，读到“国势危迫，不能需时，及今图之，已嫌弗及”等语，皇帝便顿足捶，大哭不止。又读到“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句，皇帝愈为赞叹。同时御史杨秀，侍读学士徐致靖，亦相继上疏，奏请速定国是，以安民心，皇帝颇以为然。就又召见康有为一次，是日即上谕，文云：频年以来，战事纷兴，外患堪虞，朕甚忧之，于是内外臣工，多主变法自，犹决意先行裁减成员。立大小学堂，改武科制度等，已审定试办施行，无如旧日臣工，以墨守旧制，除新法为目标，众呶呶，莫衷一是，遂有新旧制度之纷争，然时在今日，内而政治不修，外则虎视鹰邻，俟隙辄。苟不谋自，将何以立国。而自之，昔以民富之为前提，但士无良师，奚能实学，惰兵不练，何以图。长是以往，国何以，民何以富。徒见大好山河，徒邻蚕而已。经审之再三，以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他日之弊，必至互相纷争，于国政尤无所补。中国历朝，各行其法，各事其是，战国之世，其国虽统乎周。而列国之制度，各行其善，无有相同者，矧新陈代谢，自古已然，既采新制，则旧制自不能存在，择善而从，国之大也，嗣后内外大小臣工，王公以及士庶，务宜奢力向上。发愤图，习圣贤礼义之学，采西学之适于制度者，藉补不足，维求，以期有用，京师为全国首区，学堂自宜创办。所有内外臣工，王公以下，至于各司员弟，八旗世职，及文武后裔，其愿学堂者，准其肄业。培养成人材，为国家力，共维时艰。凡尔臣工等，不得徇私援引，因循敷衍，上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下亦自误误人，后患莫大焉，特谕内外臣工，一知之钦此。内阁颁布这一上谕之后，次日，皇帝又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光绪皇帝待康有为跪安已毕，便问他自之策，康有为就先上三大策：一是大集群才，以谋变政；二是采取西法，以定国是；三是听凭疆吏，各自变法，改良政治。此外如请定悉国，废除科举，举办学校，开制度局。命亲王游历各国，调查西政，译西文书籍，输新知识，发行纸币，设立银行，以通经济。天下各省各府，办文武学堂，练民兵以修武事，陈述滔滔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