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农村外伤截瘫病人，当时为了看病，老两口给惟一的这个伤残儿子已经借债两万多元。我对老两口详细讲述了这种病的不可治愈性，劝他们不要再花冤枉钱了。两个星期后，他们回了家乡。一个月后，随他们进京看病的那位亲属给我来了封信，说刚刚回家，债主们就纷纷登门，而凭着他们那几亩薄地维持生计的状况，下辈子也还不清那两万多元的欠账呀！一家三口最终选择了自杀！

大约八年前，我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准备做第三次手术期间，看到一位从陕西沿途要饭步行来北京的老人，在医院大厅里他诉说着儿子摔瘫后的窘况。看病根本就没那奢望，只是瘫后不能活动导致的大便干燥使儿子大受其罪。听村里一位从北京当兵复员的老乡讲，北京的康复中心有办法治疗，便借了35元钱步行到了北京。其实他所求买的不过就是任何一家医院都见得到的“开塞露”。老人不懂，只迷信北京是个无所不能的地方。他讲述这一切经历时，没流一滴眼泪，浑浊的目光里，充满着被生活蹂躏后的麻木感，倒是一旁的听者们忍不住地擦拭眼睛。众病者为其捐了两千多支“开塞露”，三天后老人带着受助的药品、食品及路费踏上了归途。人们猜测，他肯定还要步行回家。

生存质量的满足程度有两种评价，一是自我评价；二是公众评价，这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它们相互包容。例如你追求伟大，为的是公众形象的高评价，而获得这种高评价之后，又必然给你自身带来极大的满足感，继而自我评价也随之提高。因此，我认为陆幼青最后的日子生命的质量是很高的，以至达到了辉煌。人不是为目的而活，而是为过程活着，欲望（中性词）无止境，追求无止境，否则你如何解释西西弗斯的不厌其烦？其实海明威亦如此，诺贝尔奖不是他的终点，他的确是对自己不满足，不满足的是无可奈何的疾病痛苦和由此带来的不能继续创造。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人可以走向天堂，也可以不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一直没提到安乐死问题，今后也不想涉及。不是我有意回避，只是觉得对这个人们争论已久的问题不屑于再费笔墨了，而生死的选择问题涵盖的面积更宽泛，涉及的程度更深入，也就更具有挑战性。

你在前面提到“好心情常常不是别人给你的，也不是生存环境造成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无疑这话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但它的作用是有范围、有限定的。我很赞同，如果能创造出好心境，即使做阿q也未尝不可。可无限制的夸大它的作用，不但与事无补，可能还会掩盖矛盾，造成更不良的后果。我以为，如果把生存环境分为软硬两种，那么硬环境应该包括物质经济、健康状态、社保机制以及自身技能的储备等；软环境应该包括社会政治、精神心理、事业家庭以及自控能力的调节等。两种环境的因素都会单独或一并，直接或间接地干扰人的心境。我讲的那个一家三口死在债主逼迫下的真实故事，就是硬环境所造成的，而这种恶劣的硬环境显然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创造所改观。同理，历史上的电影明星阮玲玉的自杀，显然属于软环境造成，那种流言蜚语摧残心灵的软环境，显然也不可能通过她自身的能力所改变。至于海明威的死，则可理解为软硬环境共同导致，他不是败给了自己，是不可逆的软硬环境都达到了极限使然。

我们谈过的一些不可逆性的环境因素，造成的生命质量的不良状况，其目的不是否认个人的创造，所谓的不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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