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直门，刚到玉泉山脚下，便被清乡的日军骑兵吓得退了回来。

最终，一次偷听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那一次广播的是《中央日报》的著名记者、时评家白益撰写的《重庆——世界与中国的名城》，这位令他们崇拜的大记者充满炽与火的激情写到：“四方仰望着的重庆，实在巳逐渐成为中国的心脏与脑髓，堪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她引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思想、情与意志，将她有力的电波，指挥着全国，看不潜力，习俗中找不的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赞叹声中，走上了命中的光荣之途。重庆上了伟大的冠，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她，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她，这是我们无可后退的堡垒，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

四个军人的后代全都泪汪汪，中翻涌激着一腔钢血气。那一刻，他们分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盏明亮的灯。仅仅在十来天后，受到这篇文章烈剌激的军武与古良、龙鸣剑、付永志一起，终于逃了北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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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第二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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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他们改变了方向，永定门往南走，在路上走了足足半年时间。

这半年，对几个从未吃过苦的年轻人算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呼啸而来的日军飞机，如同嗜血的鬼，一路追赶着如的亡民众。飞机一来，他们就和其他人一四逃散，飞机一走，又赶快整装前行。频繁的空袭轰炸慢慢已经把逃难的民众搞得训练有素了。

走到武汉，等着搭船到重庆的人几乎挤爆了码。

几个人运气不错，就在仓皇失措的拥挤中，卢作孚经营的民生船公司增派的用于抢运资和民众的船只有力的缓解了混的局面。四个小伙又跟着人们一挤上了船，溯江而上，朝着重庆发。

1939年5月3日凌晨，裹夹在人群中，军武目光穿过涌动的人，远远的眺望——陪都，就在前方了。

重庆，这座位于长江上游的普通边远城市，四川的一个商业岸，地长江嘉陵江汇，严冬寒冷，酷暑闷难当，多少年来少人问津。随着国民政府迁都，政府官员、商人、金家、学生、仆人以及北京、上海、南京、广东等各地成千上万的难民不断涌，人由20万猛增到了100万。

特殊的时期，各地涌来的人们使这个落后而贫困的城市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嘉陵江边的千厮门码。随着船快靠岸的汽笛呜呜响起，星星的灯火似乎被尖锐的鸣笛声所唤醒，码边已看得清不少活动的人影，辛勤早起的挑夫、小贩已经在忙碌着招徕一批批异乡人。“炒米糖开”、“盐生”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军武一行奋尽力气才从臭烘烘的船上挤下来，带着初来乍到的迷茫站在了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