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时还作假，使检查人员相信官城的“丰收”：将“粮屯”下面塞满麦草，上面放层粮食。于是，检查人员终于得出了“粮食不少，形势一片大好”的结论。既然粮食多多，就应继续大量征购，在这种形势下，官城县粮食大量外调。转眼到了冬天，食堂里没了粮食被迫停火。农民开始大量外流和饿死。人们吃完了仅存的一点粮食，就吃烂在地里的坏红薯。这一切都吃完之后，开始吃树皮，树皮剥光后就吃河里的水草，吃生麦苗、吃大雁屎。当一切能吃的东西吃完了以后，饿极了的人们开始偷外县能吃的东西。重灾区的官城县一时成了“公社社员都是贼，谁要不偷饿死谁”。有位宁死不做贼的老教师，因不愿偷，一家人活活饿死在家里。看着面黄肌瘦的父老乡亲在死亡线上挣扎，农民出身的官城县委书记开始头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救济粮5000万斤，但都因官城曾经是“丰产大县”而遭到拒绝。这时，官城县开始“落后”了，在“反隐瞒”中因工作不积极，官城县被地区天天“点名批评”。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接着，中央、省、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官城，认为官城县农村发生的问题不是“五风”问题，而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掌了权，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要对全县人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紧接着官城县召开了全县万人大会“拔钉子”，批斗县委书记那个“良心发现”的县委书。通过大量的揭发检举，工作组认为官城县的班子已经“烂掉了”，大批干部被关进特训班，宣布县委书记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县委书记停职反省后，谣言四起，说他是反党分子。他想到了死，“死”现在对于他已经不可怕，但他想不通的是，他曾忠实地执行上级的政策，曾经想为老百姓办事，怎么就沦为了罪犯了呢？他向三级工作组和地委领导申诉，没人听，反而挨了训斥：“有什么好谈的？你好好反省吧！”那个县委书记绝望了，1960年11月20日晚，握着妻子的手说：“我对不起党，更无颜面对官城几十万父老，只有一死方能了却一切”。深知丈夫脾气的妻子见其决心已定，抱住他放声大哭：“要死，咱们一块死。”

11月21日，中共官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实行“面对面、背靠背”揭发，县委书记有意站在会议室门口同与会者一一握了手，当时同事们以为他是准备去坐牢而告别。但22日凌晨，他一家5口人排着队一步一步挪向井台，挨个跳进了井里。后来经抢救，只有县委书记的大儿子和小女儿被救活……

官城扇第二章（2）

刘星辰的信寄到中央后如石沉大海，并不是刘星辰反映的问题不正确，而是中央主要领导并没有认识到大跃进的错误，后来虽然提出纠正，但是主要领导之间就存在许多方面的分歧。在涉及调整的若干关键问题上提出了有别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毛泽东赞成调整，但其前提是必须肯定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承认“大跃进”以来问题不少，但坚持认为总的形势是好的，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即所谓“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刘少奇则认为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这几年发生的困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灾问题，介绍了官城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指出“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现在不是一个指头问题，这样分析形势，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由于中央领导的意见分歧，在大跃进中犯错误的领导没有得到惩罚，那些为老百姓说话的领导也没有得到平反，古邑的地委书记升到省委当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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