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儿。她说fbi已在这个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说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国认识的，在我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讧了！资本主义就这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便衣福茨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是看在她和我穿开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一副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神不对了，可能有儿不正经。他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官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掉他。我说：‘啊，我跟外官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