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和黑圈，脸青黄，肝功能异常，骑着自行车穿着工作服在大街上，一看就是个穷光和倒霉鬼。氓只会欺负我，而不会欺负她老公。还记得歪卵师傅吗？她说。我就微笑着说：“我指的是女氓，这总可以了吧？”

那时候在她家里，我时时都能到一奇怪的气氛，考研的复习资料就堆在书桌上，有时候她完之后会随手摘过一本书，翻几页，嘴里嘀咕几句，再把书放回去。我问她，这么复习功课，有何效率可言。她说，功课早就复习得差不多了，只是惯地再看几。这时我就不再说话，也顺手捞过书来看几。她问我：“你的会计学得怎么样了？”我就懒洋洋地回答她：“还没开始学会计，现在在学等数学。”她就笑着说：“等数学你都敢学。”我说，自从我了钳工和电工之后，就明白了数学的可贵之，相反，语文是一门很的科目，数学使人越来越聪明，语文使人越来越笨。我基础太差，所以学等数学很累，但我渐渐开始喜这门功课了。

那次，她把朝北的房间打开，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锁着的，我从来没有去过。我发现里面有一排书架，有一台电唱机，最的是里面竟然有一张双人床！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明明有大床，你还让我在小床上练双杠！”她说：“这是我爸爸的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惹不起你爸爸。”

她让我看那些书，很多小说，很多古代汉语，很多文集，都是些旧书，散发着比房间本更为重的霉味。她说：“这些都是我爸爸的书。”我说，你丫真幸福，从小就能看那么多书。我回想我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两本大书，《董存瑞》和《茶女》，都是残书，《董存瑞》没结尾，《茶女》没开。这还算运气，要是倒过来，那他妈有多么煞风景啊。我从八岁开始就看这两本书，到了十五岁还是看这两本书，在革命烈士和法国女之间徘徊了好多年，不知自己该成为哪一人。假如当时我也有这么多书，就不会那么困惑了。她说：“你喜这里哪本书，你就拿走吧。以后别卖了就行。”

那天她还打开了电唱机，从柜里取一张黑胶木唱片，说这是贝多芬的克鲁采，欧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是非常珍贵的版本。我说，不至于给我古典音乐吧。她说这些唱片都不会给我，她要自己留着，但可以放给我听听。我想，听听古典音乐也不是什么坏事，我常年听的都是香港四大天王。她把电唱机捣腾了一通，喇叭里发喀嚓喀嚓的声音，后来音乐来了，我就坐在大床上，安静地听完了克鲁采。

那天我对她说，我要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谓的情，就是和你上床，所谓的义，就是为你去打人。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分开的。但你把你爸爸的书送给我，这件事是既有情又有义，所以我要记住一辈。

那年冬天，我独自坐在一所中学的校门。里面在考研，我就坐在一个坛上，也是着烟，看着自己的手指发呆。天霾，后来飘下几缕雪，落在我脸上。我的脸被风得冰冷，过了许久，才觉到雪在脸上化成珠。

那天，大街对面的音像店在放张楚的《》，放了一遍又一遍。我安静地听着这首歌，等到老板切换到另一首歌时，我扔下烟，走过去买了那盒磁带。

后来她从场那边走过来，发被风得歪歪斜斜。她问我：“今天夜班？”

我说：“不，今天请假。都考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