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站起来给白淑芬倒。杯是满的，白淑芬本没动。她不需要喝，她需要的是工作。乌云放下瓶，重新回到桌后坐下，她想到了关山林，他也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后受到过分，和白淑芬的丈夫一样。她想到1947年她在东北药科专门学校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白淑芬怎样涨红着脸带拼命鼓掌，并激动地把她楼怀里。她还想到德米：知你和班长在一个门工作过，我真为你们兴！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乌云被自己的念瓦解了，她像一只飞过了太远的路程突然发觉了旧日伙伴的大雁，的翅膀骤然耷拉下来，笔直地往下坠落，往旧情的湖里坠落。她显得那么的无力。桌上有一片纸被窗外来的风掀动了，她把那页纸住，手在上面胡划着什么。她的睛盯着桌面，她不敢抬起来，她知一旦她看到她那张脸，她的勇气就会消失，她就会放弃坠落。她轻轻地说，好吧，我试试。我不敢保证，但我尽量试试。

乌云开始为白淑芬的工作奔波，一旦介乌云就不像她说的那样只是试一试。这就是她的格。她才不是那事不负责任的人呢。乌云在一六一厂的人缘相当好，她是厂里的中层，和厂领导熟，和各职能门的关系得也很洽，当然也有不少困难，但什么事又没有困难呢？革命不就是冲着困难去的吗？事情有了些眉目。厂党委书记老黄对乌云说，乌云你推荐的同志我是相信的，就凭你这样的好同志，我能不相信吗？乌云很兴，不光是为黄书记的信任，也是为白淑芬的好运。可是门去军转办看档案，却看了犹豫。问题还是在白淑芬人的上。白淑芬三天两往乌云这里跑，问工作调动的事。乌云说，你别急，这事不像蒸馒，一气就能蒸熟的，得柴慢火一步步地来。乌云这么安白淑芬，自己却急了一的汗，好像跑的不是白淑芬的事，而是她自己的事。乌云去找的周长，说，老周你是怎么回事儿？你打算磨我呀？周长说，乌云不是我磨你，你那个战友的事，问题有些复杂。乌云说，什么复杂？不就是她丈夫受过分吗？她丈夫受分是她丈夫的事儿，你怎么能瞎搞连带？还讲不讲党的政策？再说，我们老关不也受过分吗？周长说，你不同，你们老关也不同，你们是党的优秀儿女。乌云说，老周你别拿糖稀来糊我嘴，你知我不稀罕这个。周长说，关键是怎么安置她？厂里中层超员一大批，还打算一些来支援别的厂呢，你那战友转业前的军衔是少校，我要分她去总装车间搬箱，你不又得批评我不讲党的政策了？乌云说，这个好办，这个你早该说来，不就是没地方安排吗？我们医院工会主席老鲁刚调市里，正愁没人抓工会工作，你把她安排在医院工会好了。周长说，行，这事我们再议一议。乌云说，老周你又来这一，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呀？你都练油了。我实话告诉你，你要不立给我解决了，下回你犯病，我就给我的大夫说，小病给你拉一刀，大病动刀不给你使麻药，疼死你！周长笑着告饶，乌云乌云你饶了我，你知我一的病，除了心好其它哪儿都不好，少不了去你们医院受罪，你积儿德，手下留情，我这就给你办，还不成吗？乌云也笑，说，你们这人，就是要给你们儿颜看看，要不光磕也磕死了！周长十分同意乌云的这个看法，有慨地说，要不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呢！

离她们再度见面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白淑芬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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