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肉体鲜活但看不清脸的熟悉的少女。他们时而拥抱时而亲吻，情调和心情都很真实。可他不敢想性，感觉一触到性，意识就像麻醉了似的飘忽，少女也就隐身不见了，就又还原成了那具象牙色的尸骨。

常泰决定去看看夏红红。他一直想到她的坟上去看看，可始终以种种不方便不合适为由没有去。这次不同，他不但要去，还要去祭奠一番，他认定那梦中的少女就是夏红红。她来找他了。他想把这事给什么人说说，比如他的瘸姑娘，可又不敢，怕人误会，惹出意外的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人都说他神经有问题。如果不是他上班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很可能已将他从医生的岗位上调离了。他对精神病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先是单纯的针灸或药物治疗，后来接触的病例多了，他发现不少病人的病因都是相同的。比如说，有个叫大贵的年轻人，在拆毁郭莽寺的革命斗争中，一马当先，开着东方红链轨式拖拉机在建筑群内横冲直撞，一口气就拉倒了10余座殿房。休息的时候，他见堆成山状的待烧物里有不少动物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脖子上都系有白色或黄色的丝带，就想从一头黑牛上解下来一条当腰带。谁知丝带系得都是很死的扣儿，死活解不开，就用牙咬。不曾想，稍不留心被柔软的丝带划裂了上唇。这本是正常现象，丝带虽然柔滑，但由于被牙咬紧了，使上的劲自然很大，猛然一撸，细软的嘴唇哪里能吃得住。但当地人却不这么看，郭莽寺在他们心灵的深处是神圣的地方，他们在娘胎里就听惯了寺院里的暮鼓晨钟，如今说毁就毁了，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失落和遗憾。恰巧那一年暴雨成灾，马汗河疯涨，两岸的庄稼被淹了，桥梁冲断了，道路被毁了，不少生产队的房屋塌的塌倒的倒，灾情很是严重。人们就普遍认为受灾是由于大贵毁寺所致。开始，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在大贵面前还指桑骂槐，后来就半公开了，再后来就在大贵的爷爷面前控诉起来。大贵的爷爷年轻时出过家，是个虔诚的信徒，一气之下上了吊。结果，大贵被父亲从家里赶了出来，媳妇也跑回了娘家。她受不了人们的白眼，死活不再回来。亲戚也都不和他往来了。就这样，大贵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突然双眼发直、口吐白沫，翻倒在地、人事不省，回阳后就成了疯子。整日里拎着一条臭气熏天的烂麻绳，见牛就磕头，见人就哭，满嘴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胡话。还有个年轻人，是地主的儿子，在批斗他爹的大会上，有个家伙一时兴起，想闹点恶作剧，就要这小伙子当众表态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还非要让他用事实证明。证明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揭发老地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罪行，二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小伙子拿不出老地主的新罪行，只好从肉体上、情感上、灵魂上与罪恶家庭来一次彻底决裂，但他无法像社员们那样大打出手，情急之下，不知怎么就看见了大队部门口的刚从城里拉回来的粪车。他冲出会场，不管三七二十一，舀了一瓢粪，血红着眼，迎着父亲从头浇下。人群哄散。哄散的人们看见这个狗崽子端着粪瓢在那儿哈哈大笑，直笑得口眼歪邪，涕泗横流，从此疯笑不止，常在茅厕里睡觉……类似的病人县城里也有，因大都缺乏家庭的温暖和照顾，能活着已属不错，基本上没有治疗的可能。常泰曾为此找过不少部门和领导，希望由公家出面把这些病人集中在一起进行治疗。说治这种病我有把握。可人们全都把他说的当成是荒唐的疯话。后来，他终于发现了自己行为的可笑，想起了西垣师父曾多次说过的话：“上医医国，次医医心，下医医病，我实为下医者耳。”师父那样的名医，也只是个下医，那我呢？我算什么？我究竟在干些什么？难道终生只是个平平庸庸的下医？

常泰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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