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剪开，看男人们如何向她表白慕之情，如何向她掏心挖肺。偶尔从信封里一两张男人英俊的面孔，我就拿到红梅的前，晃来晃去，想让她为他们打分。

但是任凭我怎样晃动，她都不看。只要我手里拿着照片走向她，她就提前闭上睛。她闭上睛时，角堆起许多皱纹，从皱纹堆叠的程度，可以判断她是在用力关闭睛。

由此也可以推断，她对睛的诱惑决抵制。

我对于来自北京的信件充满好，我认为那里的人品质优良，诚实可信。事实上，十多年来，我把北京一直当作我的心脏，它供给我血和思想。但是没有北京的应征者给红梅写信，他们的条件大都优越，不屑于在报纸上寻找偶。只要北京的男人们一招手，天下的女都会拥京城。在一天又一天的盼望和遐想中，我终于盼来了四封来自北京的求信。

第一封信的主人寻问红梅是不是女？第二封信的主人抄袭了当时极其行的一首情诗。第三封信的主人说冬天快到了，你能不能为我织一件衣？一直到第四封信的现，我才为红梅看到了希望。

第四封信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写信人姓苏，名超光。他说他1米8，重80公斤，摄像师，每月工资收千元，父亲是，有四室两厅的住房。他是独，现跟父母居住。如果红梅同意，他可以南下见面。如果红梅想去北京，他可以提供飞机票。

如果双方的情能够他的愿望往下发展，红梅调北京不成问题。如果……来信一气写了十几个如果。我把来信向红梅宣读时，红梅用棉球住她的耳朵。我把照片拿给她看时，她决地闭上睛。最后，我把照片和来信贴到她卧室的门板上，我相信她会被来信和照片打动。

在我回艺术学院的日里，红梅详细地阅读了那封贴在门板上的信和照片，不知于何原因，态度异常决的红梅开始跟那位姓苏的摄像师通信。她把苏超光的来信锁在屉里，她还剪下几丝发寄给苏超光。兴时，她偶尔说两句苏超光，她说苏超光曾给中国当时较红的几个影星摄过像，是几著名影片的摄像师。红梅似乎已经坠情网，她把跟苏超光的通信当作那个时期的一大乐事。他们在信里商量约会的时间，但红梅编造各理由，把约会的时间一推再推。她决定去北京之前，先跟杨光办妥离婚手续。

接到红梅的电报后，杨光坐飞机回到南宁。他把一只大箱丢在客厅后，便到卫生间洗澡。红梅了一桌丰盛的晚餐迎接他，餐桌上有白切、白灼虾。酸甜排骨、红烧鱼，这一桌菜掉了我一个月的伙费。杨光看着这一桌菜直拍掌，他说好吃，真好吃，真他妈的好吃呀。他的赞叹声，常常会被大团大团的打断。看着他的吃相，你绝对想不到他是一个明天就要去办离婚手续的人，他像是专门从南京赶回来吃这一餐饭似的。

吃饱喝足之后，杨光打两个响亮的饱嗝。他拍拍他的肚，肚沉默着没有发声音。他从箱里拿一双女式鞋，递给红梅，红梅没有伸手接住。杨光把鞋放在沙发上，这时他发现了堆在沙发角上的信件。他坐在沙发上读那些信件。每读完一封信，他把信纸放在上，用手掌抚平那些信纸。信纸被他抚平后整整齐齐地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