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瑞采访的那家公司副经理，就是中国的“老三届”知青。他来到巴黎已经15年了，与凯瑞谈起“文革”，依然记忆犹新。他说如今的“文革”研究者，海外学者比国内多。国内的知识分子，有着某种局限性和自身的懦弱。因此，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对纳粹暴行和法西斯主义的反思。没有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及原苏联境内其他民族人民，对70年的历史和斯大林主义的反思。在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度里，历史的书写早已走上正轨，罪人都受到了相应的惩罚或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上。而中国对“文革”的反思，还没有深入到大部分国民的骨髓里。所以，如何以更大的勇气和耐心，来面对过去了的伤痕和耻辱，勇敢地追问历史，不做一个历史的局外人，是21世纪中国人的责任。

凯瑞的这次采访，收获很大。她觉得不仅是因为新结识了一个在巴黎的中国知青，更重要的是他让她懂得了作为中国人，除了对中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还要有对中国历史的追问与反思。这天凯瑞回到家，第一次与阿芒探讨了有关“文革”的余毒。那余毒让当代中国大部分人，都缺乏忏悔与反省意识。

阿芒谈到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小小故事。

索尔仁尼琴在被捕后的第二天，与一群囚犯一起被押解着步行到某个营地。同行的有六个俄国士兵和一个德国战俘。押解队队长，要求索尔仁尼琴拿起自己的箱子，但索尔仁尼琴想：我毕竟是一个有战功的军官，怎么能够自己拿着箱子与空着手的六个士兵和一个战败民族的俘虏一起走路呢？于是便对队长说：“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我的箱子吧！”队长便命令毫无错误的德国人扛箱子。德国人很快就扛累了，把箱子不断地换手。于是，和他并排的六个士兵，不用押解员下命令，接过箱子轮流扛着。

索尔仁尼琴当时感到自豪地说：“我的被捕不是因为偷窃，也不是因为背判祖国或者临阵逃脱，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然而若干年后，索尔仁尼琴在集中营承受了很多苦难，从苦难中反省自己当年的这一行径是可耻的。谁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谁又说“好人”可以奴役“坏人”？这难道不是重复斯大林的思路吗？一个自诩为反斯大林主义的清醒者，做的却是与斯大林一模一样的事情。索尔仁尼琴从这一细微的事件中，开始了自己的反省和忏悔。1993年，他在回国前夕，对俄罗斯《文学报》记者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我不能替你们忏悔，你们也不会替我忏悔。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

阿芒说到这里，凯瑞觉得与阿芒又在灵魂上走近了一些。他们有许多观点是一致的。比如“文革”之后的不少中国人，他们已不再相信“品格的力量”，而膜拜“物质利益”。只有少数人，仍在精神世界里坚守着。凯瑞觉得自己是一个固执的坚守者。在没有来巴黎前，她便是个对艺术最虔诚的信徒。那堆满古代圣贤经卷和世界名著的书屋里，有她按部就班一日三匝的功课。每当孤独到了极点的时候，她就宛如一朵遗世独立的灿烂莲花。智慧是她的星座、她的姓氏，而孤独则是她的血型。血型是不可改变的。

那时候凯瑞在漫想许多孤独后，忽然觉得比孤独更需要漫想的是独立。独立是时代的呼唤，真正的独立者在现代化开放的时代，仍然是困难的。因为独立就意味着一种抗拒，不是抗拒别的什么，而是要抗拒业已成为习惯的世俗。世俗是什么？以凯瑞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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