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教义中，有些是非常古怪的，连他的忠实的追随者都觉得无法接受：冰河宇宙化论、磁学、以毒攻毒疗法、眠术、自然优生学、千里、信仰治疗术，以及巫术等。他创立了在煤上浇提取煤油，以及从金矿石中提炼黄金的试验。

他的所有权力都来自希特勒，但元首私人却不想与他有什么来往。“我需要这样的警察”他对夏说（希姆莱曾求他为他搞个前往贝格霍夫的请柬）“但我不喜他们。”

希特勒甚至令他的私人副官党卫军上尉舒尔兹，别把每天的军事讨论情形告诉他的名义上的首领。

与此同时，他又把完成隐藏在他心底的任务——“最终解决”——的全权给了希姆莱。在某些方面，这项任务是适合于他的。从一开始，希姆莱对希特勒就俯首贴耳，完全成了希特勒的人，成了他的信徒，他的臣民。再者，希姆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影，因为，正是由于他是个勤奋的党的职业工作者他才能克服自的问题。他是元首的左右手；尽见了血或殴打便会呕吐，他却成了一个遥控集屠杀的刽手，一个效率的职业谋杀者。

他一方面这样，另方面又依然多愁善。“我常常杀鹿”他私下对他的医生说，”

但每次看到它的死，我良心上就过不去。”

不久前，他冒着危及自的风险，与陆军元帅米尔契一起策划，拯救了在荷兰的1.4万名熟练的犹太劳工的生命。他也释放了被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一个空军上校的母亲——她拒绝放弃作为一个“耶和华的证人”的信仰。（*在受希特勒之害的人中，这些人属最的。狱中有个长期有效的规定：谁要是放弃他的信仰，谁就可获得自由。但大多数被关押者都拒绝这样。他这样的原因是，米尔契曾以不再与他说话相威胁；他也很想让别人将他看成“好人”假若人们用外手腕找他请求宽恕，只要求得有理，他便觉得很难拒绝。他曾释放过一名逃兵；还原谅过一名曾写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卫军待波兰人的官员。但是，他的荣誉却不允许他宽恕自己的亲属。他有个外甥，是党卫军一名军官，被告搞。状告到他那里后，他立刻签署命令，将他送了惩罚营。在囚禁期间，这个青年又一犯再犯，多次；希姆莱下令将他决。党卫军法官罗尔夫·维替他求情，请求宽大，遭希姆莱拒绝。“我不想让别人指责我说他是我的外甥我便宽恕他。”

后来，希特勒亲自面，才取消了死刑的判决。

在希姆莱的监督下，到1943年秋，屠杀中心的工作效率达到了最峰。在奥斯维辛，那些被挑选来死的人们，竟列队从打打的弦乐队前走过，而这个乐队是由犯人们组成的，由犹太小提琴手阿尔玛·罗指挥。然而，特莱林卡的情况却全然不同。死前，被囚的犹太人通常都知自己即将去死，因受刺激，常常大喊大叫或大笑，恼怒的看守便用鞭打他们；在狱卒替母亲们剃光时，婴儿常碍手碍脚，便被抓来抛到墙上摔死。犯人若有丝毫反抗，看守们和模范囚犯便用鞭将全一丝不挂的受害者驱上开往毒气室的卡车。

行刑队员的脑中从未闪现过拒绝执行屠杀令的念。“我只能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霍斯后来供认说，“我从未想到过自己要负什么责任。你知，在德国，人人都明白，如果某件事了差错，只有发号施令的人才能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