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于教堂似的。后来，在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其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声音也越来越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去。”

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吗？”

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也是个暴发。

希特勒来到街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痪在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张伯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引到德国来的。他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娃结了婚。这个英国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1914年8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的这一番话，肯定加了希特勒之自我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在一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麦斯”开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儿也没有害怕。我知我们是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2）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军。到10月初，战前的一克已值现时的6014300克。一个的价格约值1913年的3000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急货币”以应付支。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12月印的平面额为1000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10亿克（einmilliarde）；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5亿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200亿克。这200亿克，假定当时能兑换800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时，它只值一个零了——假定有人愿将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登，一个年轻跑堂对国记者埃纳斯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bsp;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克购买的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上贬值。在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人的家，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