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玫瑰”死后4天，新共和国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那天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而寒冷。自德国有史以来，妇女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在3，500万选民中，3，000万人为国民议会的423名候选人投了票。结果虽令人惊奇，但在预料之中。表面上假装不要，实则希望霍亨佐卷土重来的两个右派政党，得到了约15％的席位；赞同实行共和的两个中间派政党，与埃尔伯特的“社会主义多数派”一样，得了40％的席位；极左派“独立社会主义者”仅得席位7％。选举的结果，既是反革命的胜利，也是赞成共和的胜利。它注定是社

这些年轻人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个首领指挥下，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他们或无言地注视着篝火，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读尼采或斯特潘·乔治著作中的激动人心的段落，诸如：“人民与至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动！……也许，在你的杀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昏睡多年的某个人就会一跃而起，完成这一行动！”

若不是“自由兵团”预，柏林——最终是全德国——恐怕已陷共产党之手。不到一周，队从城外开来，将赤分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达克斯团”的领导人，包括材小的“红玫瑰”罗莎·卢森堡在内，被捕并惨遭杀害。

他们一同在前线缔造了迄今为止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几英里长的战壕，与世隔绝，事实上成了“以火焰作墙的修院”这些前线来的同志，这些旧日的“候鸟”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军方曾在报上和路牌上宣布“斯达克斯团”的危险尚未消除，号召士兵们起来，加“自由兵团”“阻止德国变成全球的笑柄”对此，老兵们会烈予以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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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他们在大战中找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一样，信祖国的事业之正义的原因。战场生活，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一共患难同血的手足之情。士兵们对领导他们行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投地。“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指挥官，而是元首！而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对他盲从，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狱。”

他们靠神秘主义而昌盛，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渴望行动——任何一行动。

他们认为，家生活约束了人，且不真诚。他们也认为，两关系，不是婚内婚外，“贯穿着虚伪”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青年文化，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家、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制。

正当这支不法的队在组建时，“斯达克斯团”在许多柏林人的赞同下，也在夺取柏林。他们控制了许多公共设施，通运输，以及兵工厂。1919年1月3日，在绝望中的埃尔伯特政权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同情“斯达克斯团”不久前还支持兵叛。此时已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斯达克斯团”为了行报复，公开号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烈响应这一号召。6日上午，20万背武打着红旗的工人，从亚历山大广场发向荻埃尔加登集结。寒冷与大雾并未使他们的情绪低落。他们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报》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尔夫电讯局的工作人员抓来。总理府大楼也被愤怒的人群包围——埃尔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里边。

到次日上午，共产党人已端坐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萨洛登伯格大街，他们的步枪已是铺天盖地。除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已被占领外，政府印刷大楼和波佐酿酒厂也被占领。不到24小时，市内主要建筑仍在政府手中的已是寥寥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