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他，想办法让他高兴，介绍一些明明知道最后无法落实、也不可能挣回多少钱的项目，等等。

苏北仍然顽固地诉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目前在经营机制上面临的问题，说应当如何在哪些方面加强管理，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发展的宏观思路……吴运韬以前很反感苏北说这些不应当由他来操心的东西，但是今天他听得很认真：不是因为他想把那些设想怎么样，而是他希望听苏北这样的人说话，他今天希望听人说话。

他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度过了十分愉快的一天。

现在，吴运韬必须切切实实估计他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了。

他回顾了和邱小康的交往，从写作《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到在z部做的那些事情，回顾了与这些事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对于今后怎样和邱小康打交道更加胸有成竹。

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因素铸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z部，谁都处在可变动位置上，唯独邱小康不可动摇，邱小康至高无上。这是一个巨大的事实，巨大到足以在这个环境当中确立一种价值尺度：邱小康的意志、意愿、态度、主张会成为判断人与事的标准。邱小康的尺度未必不是好的尺度。

问题在于，一种体制不仅仅创造体制运行规则，它还在创造人本身。这样，你就不能责备说邱小康身边的人对于邱小康的意志、意愿、态度、主张的猜测会搀杂进很多非邱小康的东西，尤其是在对人的评价上。如果有人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想轻慢或者想致某个当事人于死地的话，那么，它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我们的观察再微观一些的话———将是极为可怕的。

此时，当事人面临的已经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他面对的是一个坚固的整体，一座不能反抗的高墙。他不能反抗，他必须默默承受只有他才能够体验的精神动荡，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无声地呼喊，在无处诉说的境况中被愤懑所折磨。

而这些，站在云端的邱小康也许全然不知。邱小康也许全然不知吴运韬的谋略，也许不知道总是有人在这个人的运筹中跌下马去；邱小康也许全然不知在这个他亲手建立并珍惜和热爱的队伍中，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被牺牲掉的人。他也许不知道。

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之中，我们说一个人能否被邱小康欣赏或者承认，邱小康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眼神，谈到某人的时候，沉默或者轻轻一句询问，都会深刻影响一个人的生存，成为这个人在这个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尺度，就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了。

身在其中的人都是在这个价值尺度的无情丈量下，变动、上升或者沉降自己的位置的，个体在整体的空间中被一种非我力量推动，进行着危险的移动。

没有人得到乐趣，上升的人也没有乐趣。吴运韬常常非常失望地想到：没有乐趣。有时候，他甚至很厌恶自己把简单的生存变得如此复杂和沉重。

但是，要想改变自己，谈何容易？

人生是一条没有折返点的通道，你既然选择了它，你就必须沿着它走下去。利用好任何你能够接触到的站在权力顶端的人物，是吴运韬从父辈那里得来的人生经验。上大学以后，被知识武装起来的他，把这条人生经验包装成了能够随时在心灵深处调用的定理。三十年了，三十年来他一直在这个定理指导下做每一件事情，他做得很好。

但是现在，这个已经经历过人生沧桑的人，突然意识到，三十年来他用这个定理解决的都是初等问题，在广阔延展的人生舞台上，他突然发现了这个定理应当有的更精当深刻的内容。

现在吴运韬会上会下嘴里唯邱小康是尊；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接近或可以和邱小康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他竭力给人一种印象，邱小康曾经单独对他说过许多话，他总是郑重其事地转述那些话。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职工大会上，他总是把邱小康描绘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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