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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我木然地站在通往边境的碎石小公路上，身后是一大片我刚刚踩过的地雷区。

中越战争时此处埋了好几层地雷，据说当时铺下去的地雷们麻木不仁，基本不炸，以致敌我双方都安全地踩在前一次铺过地雷的区域再铺上一层，当地人告诉我这一块地雷区可能有五层地雷，但战争结束后那些雷就变得敏感起来，怎么踩怎么响，且再也排不干净，索性就用铁牌子警示起来。据说每年都会炸死炸伤几个，但绝少炸到外来人。往往是当地路熟的老手走捷径，一次没炸，两次没炸，接着胆子大了，照着原先走过的小径吹着口哨赶路，就炸了。

我不寒而栗地站在路边，忽然醍醐灌顶地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我们都只有这么脆弱的一条命，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它。那一刻我方才明白罗亭的耍赖，是的，他可以被车撞死，可以病死，可以在残酷世界中被千万种危险不停攻击而最终难逃老死。但如果那样的话他的人生是完整的，因为他拼到底了，没有把一手臭牌一扔没种地说“老子不玩了”，直至我站在这块地雷区的铁牌子下，我才有点明白“活着”这个牌桌的威严性，最好不要耍赖扔牌，想翻牌的话只有继续打下去，也惟有此，我们的幸福和痛苦以及所有的生命体验才会被慈悲佛祖画上句号，省略号或者感叹号。

但罗亭自杀了，耍赖了，一扔牌说不玩就不玩了，那他再也没有机会翻牌，除了留给岚一个平凡的问号。遗忘的灰尘会慢慢盖住他的身影，在牌桌边人潮人海的喧嚣中，他的笑声会被立刻湮没，扯碎，消散在空气里，无人喝彩。

一个卖田七的小贩经过我身边，问我要不要买些田七，当地盛产田七，于是我买了一大袋，放入背包，在越南和昆明的不同方向来回张望了一会，往昆明走去。我想我身上还有一千多块钱，应该可以买张打折的机票回上海，回到我的多伦路，我的亭子间，我的岚身边。我将在云海上再次体验有高度的痛苦，正如我曾在讲武堂的深草间体会有深度的痛苦那般：咬紧嘴唇，流一会儿泪，小肚子抽筋，放几个闷屁。最好会有美丽的空姐问我要不要紧，那样，我就能冷冷擦去眼角泪水，缓缓摇头，如同所有历经沧桑的男人那般说：“没事。”我想包里的田七可以分来送给大家，但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拿出最大的那块田七送给那个职业道德一流的小姐，以作为我告别童子鸡的纪念。遗憾的是我没有问她的名字，哪怕是个假名字也好。五月三日我在昆明机场从黄牛贩子手里买到了次日去上海的七折的机票，我打了个电话给太保玛丽娅，意思是痛苦完毕，不虚此行。电话那头太保玛丽娅惴惴不安地说：“那天晚上我把什么都告诉岚了……没忍住。”

我拿着话筒眯着眼抬头看天，蓝天白云，阳光明媚。

末了她又补充：“谁都没想到，岚把婚礼取消了，前天晚上她来夜总会找我，问你的下落，我说你去昆明了，至于现在在哪我也不知道，她就一个人喝酒——真货。”

我啪地挂了电话。

五四青年节那天我回到上海，一身邋遢地走出虹桥机场。我搭上巴士，中途换了几辆车，在傍晚时分灰头土脸地回到多伦路。短短十天的出走，在当时的我感受犹如十年。我欣喜地看到李金鱼和赵大饼走来，立刻像久违的老友般和他们微笑打招呼。两个鸟人有点吃惊，冲我点点头走远了，我则沧桑满怀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感到一种温暖。我踏上嘎吱响的狭窄楼梯，打开嘎吱响的木门，亭子间里空荡荡，帘子没了，两张小床合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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