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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中，治疗师使用普通话比使用方言更有利于形成正情移情，也有利于消除或者减弱强烈的移情性阻抗。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双向作用效果。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理解上面所说的双向作用。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变成普通话与英语之间的差异。因为英语是公认的世界语，与之相比，汉语普通话类似于方言。在中国的治疗室里使用英语所产生的正性移情类似于在使用方言的地区使用普通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中国话比说英语会产生更多的负性移情。在这个例子中，来访者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大学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女性，未婚。在十余次的治疗中，我们经常用英语谈及一些事件。相对而言，她比我更喜欢使用英语一些。我直觉地感到，虽然我的英语不及她好，但她还是对我会说一点英语这一点很有好感，也就是说因此产生了正性移情。后来她对我产生了强烈的恋爱性移情，相信这与我会英语有一点关系，虽然关系也绝对不可能太大。在她表达这种强烈的移情时，她是用英语说的：iamfallinginlovewithmydoctor。很显然，虽然意思一样，但她使用英语表达跟使用汉语比较，在她和我心理上引起的感受的强度有着极大的差异。英语作为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用语的特殊表达方式，为削弱强烈的移情性阻抗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缓冲带。或者换句话说，她虽然感受得很强烈，但表达得却很“优雅”，我也可以承受得很“优雅”。这种“优雅”不仅仅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而应该还会使她的情感处于一种安全的、可高可低和可进可退的灵活状态，并且为她后来接受“这种爱情只是一种移情”的分析结果同时又不损害自尊提供了一个机会。后来在把恋爱性移情作为阻抗分析时，英语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这样一种非自然的、具有特殊设置特点的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分析强烈移情所可能造成的对治疗关系的伤害。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治疗师虽然说普通话，但是说得并不标准。这自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性移情。在几乎所有说方言的地区，都有一些近于恶毒的笑话和故事嘲笑那些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的人。如果治疗师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由这些笑话和故事而产生的移情就会伤害到治疗关系。此外，来访者可能会由治疗师发音上的错误联想到其治疗过程中可能犯的错误，或者由治疗师讲普通话的任何欠缺联想到其可能具有的人格上的欠缺。这样一来，使用不标准普通话的结果可能比使用方言还要坏得多。所以每个治疗师都应该在语言这个最重要的治疗工具上下一点功夫，以尽可能地避免由于工具缺陷影响到治疗关系和治疗效果。

虽然语言是心理治疗的最重要的工具，但它也不过仅仅是工具而已。在任何范围和任何意义上，它的重要性都永远不可能超过治疗师本人的人格结构。治疗师的健全的人格结构和他对精神动力学基本理论的熟练把握，才是形成良好的治疗关系和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的关键。对那些精神分析的大师们来说，语言作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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