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小说中几个人物的人格结构及其冲突。

先说女主人公黄苏子的父亲。

先说他是有足够的理由的。他以父亲和老师的双重身分建筑了女主人公的超我，而他本身就是一个超我过强的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以他为超我形象的黄苏子可能会形成一个同样强大的超我。更为严重的是，他的超我的内容是畸形的：在那个特殊年代，他的超我被灌输了诸多的政治上和伦理上的变态、虚伪与矫情。在黄苏子出生时，他不敢对女医生说是在读自己喜欢的苏词，不敢给女儿取一个没有政治效忠色彩的名字；自以为是很上的层，把文明的价值看得比父爱和童真更重要；粗暴干涉女儿的选择；在外懦弱在家骄横，并在家中制造不平等……。有这样一个父亲，只要是一个人就不可能成长得健康。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会讨厌这个人。但从更深处看，他也是受害者。他不知道什么是健康与真诚，所以也就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变态和虚伪。健康的人格来自健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而真诚也从来就不是一个是否愿意真诚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有能力真诚的问题。

子不教，父之过。但是如果教子过分，以至于教傻了，或者教成了暴力崇拜者（因为父母对孩子使用暴力）、多重人格者等等，那父之过则更大。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周围犯这一过错的父亲要比有不教之过的父亲在数目上多得多。

再说远一点。由于中国几千年师道尊严的观点的影响，为人师者的超我过强是今天依然存在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过强的意思是，为人师者的自我要求和对他的学生的要求超过了其仅仅是为人之师的范围，具体表现是为师之人往往过于严厉，偏执、古板、虚荣等等。不过与此并存的另一个事实是，同样由于传统精神的影响，我们国家有着一支最庞大也最优秀的教师队伍。

黄苏子最后死于一个年龄可以做她父亲的嫖客之手，这一安排极具象征意义，象征着真正的杀人者是黄苏子的父亲。他杀黄苏子是从黄苏子一出生时就开始了，杀人的过程一直持续到黄苏子肉体生命的终结，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古老的行刑方式——凌迟。

再说黄苏子本人。

黄苏子的童年有着太多的不幸她是一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一开始就要以太小的比例与另外四个孩子分享父爱和母爱。如果能分享到理论上的五分之一倒也罢了，她实际上分享到的却是一个巨大的负数，这使她的最基本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他的父亲对她的要求内化为她的超我，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超我是变态的和过于强大的。这激起了她的自我和本我的巨大反抗。反抗最初表现为在心里骂人，后来则是在琵琶坊的放纵。前后表现形式不一样，机制却相同，只是后者相对于外在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说要走的更远一些。白天的黄苏子在强大的超我压力之下隐藏了她的本我，以一个与白领丽人相称的人格表象生活在人群之中；夜晚的虞兮（她做妓女时的化名）则象是另外一个人，本我完全摆脱了超我的压制，尽情地享受着最原始的快乐，生活在另外一个人群中。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她”是假的，哪一个“她”是真的，而应该认为两个“她”都是真实的。两个相反的真实，存在于一个个体之中。表面上看起来，黄苏子和虞兮的转换是简单而轻松的，但实际上却在以无法估计的强度消耗着她的生命力。夜晚的虞兮的任务本来是避免整个人格的崩溃（十几天未去琵琶坊她便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时间长了就会成为饮鸠止渴式的努力。即使她不死于他杀，也会死于自杀，也就是说死于两个相反的真实的我为寻求整和而进行的相互杀戮。很显然，这可以是纯粹的精神上的自杀。

最后是许红兵。他与黄苏子后来所做的一切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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