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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形，虽然还不足说明群众已经起来了，但却是分的有了觉悟的萌芽，已经开始回想，自己的苦痛怎么样了，已经自动的来清算了，这是在这村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文采同志从他的极少的经验中，觉得群众发动得太好了，甚至想也许有了过火的地方。他非常欣赏着这些小小的胜利，欣赏着这些成功，他觉得这都是因为有他在这里领导。像张裕民他们，也觉得乎意料，过去虽然有过斗争大会，但那总不像今天这样的无秩序，那是在一呼百应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今天却是嚷嚷，常常是在群众调动之下办事，连文采也只得依从大家，要不立即去贴封条，说不定不等命令就动手了。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这虽然只是一火，却可以预见到前途的光明。工作组在兴奋的情绪中，便要求加速工作，于是本来暂时搁置下来的分歧，也就立刻要求一致，于是矛盾便更尖锐了。杨亮据他同群众的接近，——这大半都是贫农，他们都曾对钱文贵提过意见，——认为钱文贵是一个最险的、地主阶层里面的，为着使老百姓翻，主要应该打击他。对张裕民的看法也很尖锐的提到面前了，张裕民是雇工，今天仍是没有隔夜粮，也并没有脱离最苦的群众，他在他们里面有威信，怎么能把他和群众对立来看呢？不能机械的看与群众的关系，同不能机械的看什么所谓抗属一样。可是文采同志却认为他是投降了，毫无理由的对张裕民更不信任起来。然而他自己又并不群众，求得客观事实，只一味把个别人的诽语，如张正典的话，调起来。更把他过去偶然去白银儿那里赌钱的事，夸张为氓，或江世荣的狐群狗党，……这样的来看事实，如何能有是非皂白呢？杨亮虽然也缺乏工作经验，但他比较能冷静看事，比较的接近了一些贫农，得到了些从群众那里来的呼，所以他是比较了解这里的问题些。可是由于他年轻，由于他还没有从工作中积累成相当的魄力，和能说服人的分析能力，尤其因为文采在这里是负责的，他不能决定什么问题，便使他对文采常常到疼，甚至后悔同这样的人

暂住。可是一群群的人还跟着去看，还不相信，还要嚷着：“咱们不动手，只看看，有你们农会来办着就对啦！只要不是给江世荣留下来的就成！”他们在旁边指着，监视着，结果把江世荣日用的油盐罐都封上了。江世荣已经回到家，向大家作揖打躬，要求少贴几张。那个破鞋红着一双，气狠狠的坐在他们院里的碾盘上；还有人说：“这碾盘也要贴上一张条。”又有人说：“怕他搬到哪儿去？不要贴了！……”

到下午，白银儿也跑到合作社来找农会，说江世荣怎么迫她，她死了男人，没法过活，她要嫁人，江世荣不准，只准她请神。他常邀些人来赌钱，钱给她，有时他把钱也拿了。如今江世荣还欠她七八万块钱呢。农会的人忙得要死，大家懒得理她，看闹的人也说：“回去吧，你们的账可多着呢，还是在炕去算吧。”白银儿又说，江世荣要她造谣，说白先生显神，真龙天在北京，好让村上的土改闹不起来。大家才又笑了，骂：“刘桂生的小保儿，就是你们害死的！都是你说人心不好，天爷爷罚的，刘桂生老婆哭得死去活来，小保儿的病便耽误了，要不到新保安，涿鹿城里去找大夫看看，总也有望嘛！‘人心不好’，就你们的心不好！”

白银儿看见不理她，又怕那七八万块钱甩了，更怕有什么连累，便远远坐在门外边，看见一有来，便迎上去叨叨咕咕，后来人们只好说：“等开大会的时候你去说吧，只要老百姓都相信你的，也许给分上二亩胜利果实呢。好今别在这街上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