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四十九家分十几亩地，老董还占了三亩呐。”

“不，”文采仍然很自得的说，“同志，你别急嘛，当然不会这样，他们得有外村的地嘛，屯就有五十几亩，龙王堂还有十几亩。这么一来，除开几家中农，平均每家可以分到二亩地了。他们很兴，老董，你说是么？”

“是，那几个村可起劲。”老董也附和着说。

“咱说，那个支书比屯的好，你说怎样，老董？”“差不离，那边村小，有事好布置。张裕民也不错，屯的事难办些。”老董把枪包起来，又去翻他的挂包了。杨亮又问：“这恐怕还只能解决佃农，赤贫还是没办法。起劲，不一定就是老百姓全兴。四十九家斗一家，就只因为他是唯一的富农么？”

文采觉得杨亮老喜挑岔，他有不兴，冷冷的说：“要不够条件还能斗他？你要是有兴趣，明晚去参加他们的会去吧。咱们全布置好了。”

杨亮还想说：“靠布置不一定办得了事。”但还没说，文采却问起这几天屯的情形了。胡立功和杨亮便一件一件的汇报着。胡立功把张裕民，赵得禄来商量卖果的事也谈了。

文采坐在那里耐心的听着，一副只有他才能掌握政策的样，他很不喜这两个人轻易发表自己的一知半解，和持一端。他心里想：“你们调查工作是可以的，可是要决策于千里之外的才却没有。”他总是一副最老练最懂政策的样，常常引用一些书本上的话，可是他其实是并没什么办法，照他自己的真心话，他这人是一个谨慎的人，不致犯多大错误的。他就是一个常常以为自己看准了，在事后才来批评，而且是很会发议论的人。

“聪明人”是不容易碰钉的，即使在群众运动面前，也常常会躲闪，会袭击，事情岔的时候，便科打诨，轻松的把责任卸在别人上，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摆一副自己很正确的架。这人表面上常常是很积极，很灵活，也很能一时的把少数人蒙混住，以为他倒比较有用，但在群众中，常常觉得很难与那些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投机者区别开。

“唔，刘满那个人，我知，”文采想起那天在路上遇到他的情形：“完全像个有神经病的；既然他哥哥是个疯，很可能有遗传。老董，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有神经病的么？”

“没听见，”老董答应，“他上那场官司，咱知，村怕是有些虎，这里面说不定钱文贵、江世荣都有鬼。他过去的确是个党员，啥时把他停止了，连区上也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