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太照在桑河上》就得书中人的内心，为写他们而走各各样的生活。这些人却又扎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心中的常常不能与我分开的人。因此我的书虽然写成了，这些人却没有完结，仍要与我一同生活，他们要成长、成熟，他们要同我以后的生活中相遇的人混合，成为另一些人。他们要成为我创作事业中不可少的这里那里、新的旧的、各各样的朋友。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另一会。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路，这时去区党委二里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袋敷在腰间就不能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一些，能把腰贴在炉上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思想、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那时我的这真实的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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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国民党发动内战，一时通中断，只得停下来。我在新解放的张家，阔别多年的城市生活，还将去东北的更大的城市；在我的情上，忽然对我曾经有些熟悉，却又并不熟悉的老解放区的农村眷恋起来。我很想再返回去同相过八九年的农村人民再生活在一起，同一些“土包”的再共同工作。正在这时，一九四六年夏天，党的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

我是多么喜呵！我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行土改。这对我是一个新课题。我走看地住过几个村。最后在温泉屯停留得稍久一。说实在的，我那时对工作很外行，在内战人的形势下，要很快的了解分析全村阶级情况，发动广大贫雇农，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行斗争，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参军等等一系列工作，我都有束手无策。工作主要是陈明、赵可的，我跟着参加会议，个别谈话，一个多月，工作全结束时，张家也吃了。中秋节刚过，我们回到涿鹿县政府，遇见到这一带观察队转移路线的朱良才同志。他一见到我便说：“怎么你们还在这里！快回张家去！”这时我想到温泉屯的刚刚获得土地的男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蹂躏，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报复迫害，我怎样也挪不开脚，离不开这块土地，我曾想留下，同这里的人民一上山打游击；但这也必须回到华北局再说。自然我不可能被准许这样，我到晋察冀老据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照在桑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一叠纸、一支笔了。这年十一月初，我就全力投了创作。

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第一次。我的农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同我的关系也不算。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这群人，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的英雄，也不愿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眨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在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后来我又参加过两次土改；近二十年来我绝大分时间也是在农村，接过各各样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农民的人；我遇见过比张裕民、程仁更步的人，更了不得的人；但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完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成为崇、完无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