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笑说：“好办。您老人家还没听说吧？近些年全国各地发明了一大筹款妙招——集资。”阮大可说：“这倒也是个办法。”阮红兵哧地一声冷笑：“那也叫办法？那是拿老百姓养家糊的血汗钱去办有权人想办的事，正式的名词儿叫形象工程。您老人家是没看见呐，听人说好多地方集资，像电影里的伪保长一样挨家挨款，就差没缠上裹，再背一杆三八大盖枪了。”阮大可就骂他：“胡说八！多好的事到你嘴里也变了味儿。”阮红兵瞪起睛说：“还多好的事？得了吧您。我见过那些酒楼是怎么赚钱的。专挑些二十来岁的小丫摆在大门招摇，引逗顾客，实在不行了，决策者还有更狠的一招儿：改成夜总会！这一改，生意百分之一百地要火起来，只可怜那些小丫，就都得沦落成风尘女了，成了改革派的牺牲品。总之吧，人们不过是变着法儿地钱，得到的是改革家，是儿，是爷，不来的是窝废，是三孙，得乖乖儿地下台当老百姓，观众。现如今，人都看着自己脚下的一小块，都想给自己找辙，踅摸路。过去那全国同一型号的大锅饭，从此以后就甭再想了。您老人家说说，这世界是不是变小了？”

听了阮红兵的话，阮大可直翻楞珠，知不是什么好话，却找不恰当的词来反驳。

阮红兵说得兴起，又给阮大可念了一歌谣儿，说是从那个整天拖着鼻涕的傻哥那里听来的。阮大可也曾听傻哥念过这谣儿，是：“五十年代人人，六十年代人帮人，七十年代人整人，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九十年代人摞人。”傻哥的谣儿是用那劈裂般的嘶声喊来的，别有一苍凉的味，听了教人就觉着人心不古似的，不雅是不雅，终归比一些歌星那哼呀呀哼呀呀牙疼似的唱儿耐嚼。阮大可最起初从傻哥那里听到的时候，前几句是懂了，那后一句就有些不知所云。后来，联想到平素耳闻目睹的不堪的世象，方才恍然大悟——九十年代，去发廊酒楼夜总会的多了，挎小携小姘包二打野的多了，可不就到人摞人了？

阮大可停下药锤，禁不住摇苦笑。看看歪在沙发上已昏昏睡的阮红兵，一时间就不清自己的儿到底是何许人也，就凭他，也能看些个世沧桑？也有资格在那里说黑论白、愤世嫉俗？岂不是笑话！他有些愤愤的，也说不清是冲着谁，重新捣起草药来，下手就有些重，叮当的响。前些年，政府重新把田地分给农民的时候，他也听傻哥念过两句谣儿，念的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时听了，尚觉顺理成章，还摸得清这世事的来龙去脉。如今看不懂的却渐渐多起来了。的名堂一个比一个新鲜，各各样的人走灯似的换，教人看了乎乎的。刚才这小说到的儿，这几年小城还真有那么几个，上蹿下，不甘寂寞，追着赶着趟浑，脑瓜壳儿冒一冒，再看不到人影了，竟也被糊里糊涂地追认为改革者。看不懂，实在看不大懂，也许红兵说的不全是混账话。可是不怎样，阮大可心中自有一定之规，他想，这世界总不会脱“黑白”二字吧？不世事如何变幻，不你权贵也好，草民也罢，若能知黑守白，便吃得，睡得，乐得，怕它何来？

阮大可正郁闷着，门外就走一个人来，看着阮大可，笑笑。阮大可认得他是红兵中学时的同学，姓黄，叫黄啸天，那时也是造反派里的一员将，心狠手黑，能打能闹，阮红兵的机灵圆和他恰成一文一武，俩人惺惺惜惺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