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什么新鲜事。局势那么坏，君上的要求又那么，若不行欺瞒延宕之术，哪一位官员都不可能混下去。叶名琛主持对外事务，许多事情我行我素，不请示不汇报。“亚罗号”事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英已经开战，他仅上了六篇奏折，可谓少得不能再少。而且他完全颠倒了广州的战况，明明是一败涂地，竟被他说成是屡挫敌焰。叶名琛并不能一手遮天。咸丰帝若勤于政务，早就能发现破绽。曾在鸦片战争中弹劾琦善私许香港而名噪一时的怡良，此时在两江总督任上。他通过上海这一窗，了解了广州战况。1856年12月15日他上一折，因见叶名琛为咸丰帝所信，不敢明言直陈，只是婉言透。咸丰帝对此全然不信，称此为“英夷造言耸听”，下旨让怡良“勿为所惑”。当然咸丰帝也作过一些调查。曾在1856年秋外放广东乡试正、副考官的鸿胪寺卿王发桂，掌陕西监察御史张兴江，“亚罗号”事件时正在广州。他们的奏折对战况的描述相对真实一些，但在基调上却肯定了“该夷始有却志，民心亦渐次安定”。京觐见返粤的广东巡抚柏贵也于1857年8月有一折，但与叶名琛同一调。

烈的责任，使得他擅权自专。本是主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正是利用咸丰帝的过分信，利用咸丰帝倦怠政务，成了清朝对外政策的决策人。在广州的外国观察家称这位太少保、世袭一等男爵、仁阁大学士、两广总督、理五通商事务钦差大臣，是大清朝的“第二号人”。且不论此说是否可靠，但从前面已介绍的修约、亚罗号事件等涉来看，咸丰帝已被他牵着鼻走，至少在这些事务上，他是大清朝的第一号人。“将将”、“将兵”，正是统帅与将军的区别。“用人”是天下君主的第一大政。在咸丰朝的汉族官员中，曾国藩是咸丰帝最为疑忌的重臣，叶名琛是咸丰帝倚为长城的疆吏，两人正好形成对照。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描绘这两位人，不仅因为他们于历史漩涡的中心，而且正是通过这些描写说明咸丰帝的用人之，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说明咸丰朝地方政治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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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12月28日，即叶名琛上奏英方技穷的第二天，英法联军以战舰20艘、地面队5700余人攻广州。密集的炮弹如雨般地落到了两广总督衙署，兵役再次逃匿一空，而叶名琛依旧镇静地在署内寻检文件，并声称：“只此一阵，过去便无事。”29日，英法联军攻城内，广州城陷。逃难的市民挤满了街。叶名琛仍居住在城中，并不避逃。对于属各议和的要求，他仍持不许英人城之定见，只同意给一些银。1858年1月5日，英法联

官官相护本是官场上的规矩，咸丰朝尤其如此。这两份伪词也使咸丰帝误歧途。与当时绝大多数官员粉饰作伪还有所不同，叶名琛谎报的仅仅是战况，而对局势的未来发展，却是自内心的判断。既然自己完全有能力理危机，又为何用这些微小败仗去扰圣听！他早就看咸丰帝是左右摇摆并无定见的主，一旦报告真相，很有可能被撤职。新派大臣主持其事，很有可能对外示弱，局势岂不变得更糟？再说，轰破了城墙，损失了几条战船，伤及了几名士兵，又有什么了不起？当年十万红兵围攻广州，局势比这严重多了，自己不也过来了吗？照传统德，叶名琛犯了欺君之罪，但谙传统德义的叶名琛却认为，他怀着另一忠诚。“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后名”，叶名琛敢于作伪，不仅是一自信，而且也因看咸丰帝的心思。在广州城陷时，他终于说了一句心中的真话，“有人劝我疏请罪，不知今上圣情，只要尔办得下去，不在虚文请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