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后，咸丰帝只能换将，以湖广总督官文为钦差大臣，主持湖北军务。官文好财好，无才无德，靠的是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所湘军。咸丰帝十分明白，对此颇有心计，就是不将全权柄授予湘军，持在胡林翼上加了一盖。如此用将，自然使官、胡矛盾一时激烈。胡林翼奏弹劾官文，手下谋士劝，若是去了官文，皇上必派新总督来，境未必更好。胡林翼这才明白咸丰帝的心思，此后将功劳银尽行输于官文，官文亦放权让胡林翼大，两人反见洽。咸丰帝也将计就计，虽授胡为品湖北巡抚，丁母忧时也决不让胡去职，让其尽心力，又时常给官文加爵（赏翎，授协办大学士等），试图以官文品级尊贵来压胡林翼一。

到了1856年，局势再度变化。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巧施妙计，从西战场上调锐，编组大作战兵团，解围镇江，击破江北大营、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惊骇病死。太平天国达到其最盛时期。正如蚤多了不觉，败仗吃多了反倒变不惊。远在京城的咸丰帝，对于南方的战事觉得越来越遥远。他早已不在乎长江域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看重京畿地区的安定。北伐军被消灭之后，他松了一气，但时时关注太平军是否会再度北上。湖北一危急，他立即在河南布兵设防。江南大营曾因兵力单薄而无力攻破天京，向荣向咸丰帝请调江北大营兵力助攻。咸丰帝恐太平军北上，破大骂：“汝必江北兵，可将汝首送来！”

南京城下江南大营的兵勇，离家已久，也娶了当地的民妇，过起养儿赌钱买卖的和平生活。与北方的胜利相反，长江域现了军事危局。湘军攻九江不克，反在湖大败，曾国藩寻死不成。太平军随即击湖北，攻占省城武昌。咸丰帝调僧格林沁所大将、镇压北伐军立有战功的察哈尔都统西凌阿为钦差大臣，率得胜之师前往湖北。哪知西凌阿开战不利，在德安一役中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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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实录》中，我们可以看，自1854年之后，咸丰帝对前线的战事（北伐一路除外）不再充满信心了，显得有些厌倦。他想不办法，找不到能臣，放着一个曾国藩还不敢重用。虽说每日依旧勤奋地披阅军报，但下达的谕旨多是痛医、脚痛医脚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军机例行公事，所作的朱批只是痛骂加胜，看不到先前在命将、调兵、战略乃至战术上的果敢的大动作。看来在他挖空心思策划的计谋一一破产之后，已经认识到力不从心。他不再细心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是将之下放到前方统兵大员。

好在湘军和厘金已经创办，兵与饷的难题开始缓解。聪明的六弟恭亲王奕訢，在北京危急时参与组织防御，不久军机，为首席军机大臣，也为他分担了不少政务。对于前方的统兵大员，他时常以杀相威吓，但此类话说多了说久了，效果也越来越不显。要是真的将这帮将军都杀了，朕又到何去找别人替代他们？于是，前方的将帅们也看这是虚张声势，听任咸丰帝一命般索讨胜利的严旨，自行作主，自行其事，只是在奏折上大耍笔功夫。下级员弁，更是无功无志无求。

此时江北、江南大营俱破，咸丰帝注重的并不仅仅是此次惨败，而更警惕太平天国下一步的动

第七章“造反”、“造反”（4）

扑灭整个太平天国的火焰，还十分遥远。而我在这里连篇累牍地介绍，忽略了更为重要的西征和天京周围的战事，那只是跟着咸丰帝的视野转；他此时只看重镇压北伐一路，将其作为工作重或中心，在兵力、军费、调将等项上采取了倾斜政策；至于其他战场上的战事，他似乎已经放松了，甚至有放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