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訢因皇位之争与咸丰帝有隙，在此危急关不能再计前嫌。一位是亲叔叔、一位是过继的表兄，一位是亲弟弟，自家人总比外人可靠，总比那些缺少天良的臣们更多一份忠诚，他们的生死荣辱早已与新觉罗家族结成一。咸丰帝此时更看重血于的亲情。自打气的命将仪式，丝毫无补于京城内的慌气氛的改变。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北京城内就有不少官员请假都，以求苟全命于世。就连后来在洋务运动中名声大噪的文祥，也有人约其同作走避之计。待到此时，京内官员甚至有不待请假便仓皇城者。

“树倒猢狲散”是历史的结局，但就过程来观察，不待树倒而只是树摇，猢狲们早已纷纷逃散。因此，尽命将仪式后颁布的谕旨立即发邸钞，多作胜券在握之词，“天戈所指，自可剋日平”，但前门外最为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区已如荒郊，罕见人迹。

又有谁愿陪亡国之君亡国之臣？久为传颂的“家贫孝，国忠臣”，此时被翻新为“家贫忠臣，国孝”。意即讥讽那些家贫而无资逃亡的官员，只能留在京城，故云“忠臣”，而此时请假都者，不是托辞归养，就是借名迎亲，作万般“孝”状。

京仅180公里的定州（今定县），咸丰帝意识到，仅靠一个胜保，无法指挥如此庞大的军事。11日，他在紫禁城乾清门外举行仪式，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颁给锐建刀，授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颁给讷库尼素光刀。12日，又命其六弟恭亲王奕訢参加办理京城巡防事宜。

只是车行前人攒动，车资费的价格一路扬，比平日翻了几个跟。逃亡的也罢，留京的也罢，此时他们最最关注的是咸丰帝的神情，但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会到咸丰帝此时心如麻。

在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文渊阁大学士讷尔经额先后革拿后，咸丰帝此时选用的是清一皇亲。惠亲王绵愉是光帝的五弟。由于光帝诸兄弟除绵愉外皆先于光帝去世，绵愉作为唯一健在的叔叔，咸丰帝登基后十分尊重他，免其行叩拜礼。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原为蒙古贵族，因过继给下嫁蒙古王公的光帝庄敬和硕公主，而袭封郡王。他长年在北京担任御前之职，光帝去世时为顾命大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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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荣受此严旨，不得不全力攻击雨台、太平门、朝门、汉西门、神策门，虽未能奏效，却是太平天国的腋肘之患。与天京的巩固不同，作为北屏障的扬州在江北大营的攻击下，岌岌可危。咸丰帝同

由于命将仪式，咸丰帝下旨，令吏排定的新任官员带领觐见的仪式向后推迟，不料这些官员也有不少都。

犹如弓的疾箭，飞得甚速甚远，但毕竟有力竭堕地之时，太平天国北伐军一路扫，兵力最多时扩充到四万人，但10月30日攻至天津以南十里，便无力继续向前了。他们只能在天津近郊的静海县城和独镇扎营固守，等待天京再派援兵。尽太平天国北伐声势甚壮，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他们难免悲剧的命运。这不能不从定都天京说起。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总人数有五十万，这是将男女老少一并计算，而真正能征战者不过十多万。北伐去了兵二万，保卫天京及附近地区用兵四万，其余大多用于西征。这兵力分，在当时是形势使然，别无选择。太平天国北伐军威胁到清朝的首都之前，天京就已受到了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威胁，咸丰帝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

第七章“造反”、“造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