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回到家乡后一个星期，任练达的电话终于打来了，声音里满是震惊与关切：“温晴，对不起，我一直不知你家里事……你还好吗？我刚差回来，可以调休几天，要不要我现在就飞过去？”

作者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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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练达的电话里，我听得来，他现在所知的，也不过是我同事所知的那些罢了，经理并没有把我家这桩案遇到的难大肆宣扬，这当然还是因为他不八卦，同时，或许也是因为他并没有许多情的网民以及我的同学朋友们那样义愤填膺。

大约是因为他经见过太多这样的事吧？作为曾经在法院和律所都工作过的前辈，他给我的建议和我们当地所有那些律师给的都是一样的：尽量多拿赔偿。他叮嘱我：“对方过度相信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你可以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如果不同意多赔偿，那么你是可以促使这个案定成危害公共安全罪的。”

言下之意，他也觉得这个案最多就只能成危害公共安全罪。

言下之意，他也建议我用定罪去和对方易，用我弟弟一条风华正茂的大好命去换取金钱。

我当然知经理如此建议的发和大多数冷漠的律师不同，他是看多了这样的案，受害者家属最后落得既没让嫌疑人重判，又没拿到应有的补偿，样样都落空。可他不知我们那样的小地方，就算是落实了对方酒驾，也未必能定成危害公共安全罪。邻市半年以前就发生过一个醉驾开车冲上人行撞死一家三的恶通案件，最后也只判了个4年的通肇事罪和区区十万元的赔偿。

但我信，那个案之所以会那样草草收场，一定是因为那一家人都没了，再没有至亲至的人为他们拼尽全力谋求公平公正的结果，我家却不一样，我决不会允许这情况落到自己的上！

既然任练达不知，我也懒得再向他细细讲述，或许也是经理的建议让我越发懒得再向帮不上忙的人细细讲述。我语气疲惫地对他说：“不用了，谢谢你，只是我近期都不会回上海了，租的房都退了，东西也都搬回来了，我暂时……可能就在家陪着我父母了。”

对此，任练达不是不难过的。他后来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遇到特别的日也会给我发发短信邮件什么的，只是彼此的关系，到底是比从前疏远冷淡了许多。

也是，又没有生死相许，还能指望人家到怎样？难放弃上海的一切跑来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