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而现代作家几乎无不有所继承。前引《棉被》的例，就是写的嗅觉与觉之。棉被既是情投注的中介，也是审验的中介，时雄所受的，最终是芳在嗅觉与觉方面呈现的。如果对此不能接受，对整个日本文学也就难以接受。作家永远期待着与之心灵相通的读者，期待读者能够对他的理解加以理解，对他的会有所会。这里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有如小说中人之间的关系。

审对象的无限与官的开放是相互依存的。很少只有某一官单独启用，最终是对所有受的综合，或者说是通。在椎名麟三的《夜的酒宴》中，这一审过程作为复杂的系统，其间发生了多借代、递、转换和扩展的关系：

“忽然发现加代坐在我的旁边。我看到这个加代一面着一妖艳的谜一般的微笑，一面直望着前面。也许是她听到了我的自言自语。我像直接地到了她的。她胖得简直要撑破白皙的肤，浑圆，甚至连脚趾都油光可鉴。在她上，大概没有一块肤松弛的地方吧。接着，突然我就像看着樱盛开时那样，情绪变得郁闷而厌恶起来。于是，想起了从她房间里不断冒的煮的味，它笼罩了我的心。一下我的情绪变坏了，想吐，就悄悄地站起来。这时，我的视线移到她的膝盖周围。那膝盖别扭地弯曲着，大的像圆木似地装在胖的腰上。因此，她给我的印象就像蹲着似的，她的上半要比其他的人一截。

“我从令人窒息的、狭窄的房间走到走廊上，地叹了一气。我想，她的充满着人间的梦想。”

情绪近乎戏剧地变化之后，官之充盈了整个心灵。穿越一切，是终极，它不受人世间逻辑的限制，或者说，本就是一逻辑。是字面之外所有东西的真正联系。日本文学的呈现于所有细节，而细节总是弥散的，作为受会的对象，细节在作品中并不孤立存在。无论审验，还是人生况味，日本文学往往是从别人笔墨所止步的地方起步，最终完全另开一番天地。

别尔与柳托夫（1）

别尔的《骑兵军》里有个贯穿始终的“我”——既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又是重要角。从书中只言片语的描述看，“我”无论职司、相貌还是经历都很像作者自己。第五篇《潘·阿波廖克》中，“我”被人称作“文书先生”，乃是首次表份；第八篇《我的第一只鹅》中，师长萨维茨基提及“我”“架着副镜”，设营员则说：“这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第九篇《拉比》中，“我”的份一步得到证实：“在那儿，在车站，在第一骑兵军的宣传车上，等着我的是成百簇闪烁的灯火，电台奇幻的亮光，印刷间不停飞转的机，以及那篇未给《红骑兵军》写完的文章。”在同一篇里，“我”还承认是犹太人，来自敖德萨；第十一篇《机枪车学》讲到“师给我备了一名驭者，……他姓格里休克，年三十九”；第十八篇《一匹的故事》中，“我”自诩“是个情平和的人”；第二十五篇《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首次借助他人之，叫“我”的名字“柳托夫”——别尔当年参加布琼尼骑兵军，用的正是这个名字。我们看别尔的照片，也是萨维茨基所形容的样。其间惟有一，即《我的第一只鹅》中，“我”自称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在后来为《骑兵军》补写的《吻》中，再次提到“我毕业于法律系”，而别尔并无这一背景。